三国时的曹丕在《典论 论文》里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着重强调文章在治理国家中的重要地位，又说写文章的人是“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意思是写作者可以不用史家去记载、也不用攀居高位，就能传声名于后世。
曹丕是汉末和三国时的文章大家，但他更重要的身份是曹操的儿子，是魏国的开国皇帝，是那个时代最为重要的军政人物之一。按理说，在曹丕的日常工作中，带兵打仗、治国理政，哪怕是迎来送往、权谋算计都会多于文章写作。可在这位帝王的只言片语中，文章似乎更重要，自己作为文章作者的身份似乎更重于一位政治家、军事家。
在曹丕成长的后汉，班固、傅毅、马融等这样一批人都是因为文章写得好直接进入了皇帝的顾问班底，位极人臣。他们这些人政治能量非常大，所以范晔在《后汉书》当中要专门立一个《文苑传》。
更不用说隋朝以后，科举设立，写文章成为进入政界的第一道门槛。很多大政治家同时也是辞章大师、文坛领袖，例如唐代的韩愈、白居易，宋代的范仲淹、王安石，明朝的解缙、杨慎等等。
近代，西学东渐，士人大多更为务实，在诗书文章上的关注较以前明显减少，但在晚清的军政界领导中，“笔杆子”出身者同样占了绝对多数。曾国藩一人的文案幕僚中，后来得以出任封疆大吏者，先后有左宗棠、李鸿章、郭嵩焘(同治二年出任广东巡抚)、刘蓉(同治二年稍晚于郭嵩焘出任陕西巡抚)等十几人。
毛主席也把笔杆子与枪杆子相提并论，而毛主席本人也是一位文章大师。
为什么文章会如此重要？清朝人焦循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朝廷之诰 、军旅之檄 、铭功德之作 、兴利除弊之议 ，关于军国之重 ，民物之生，是文之用于天地也”。自古以来，机关文稿都是关于”军国之重”、关于“民物之生”，而且可以铭记功德、兴利除弊，因此文章可以用于天地。
在当前，各级机关出台的各项政策、法规、指令、通知，都要通过文件的形式展现，也是通过文件的形式予以贯彻从而推动各项建设。此外，年初的工作计划、年中的调查研究、年末的各项总结，向上级的请示、报告、汇报，向下级的指示、意见、决定、决议、通知、通报、批复、同级之间的各种函、还有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和纪要等等，这些都是通过文字来表达和体现。可以说，文件是机关工作的血液。
文字工作者因此也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其一，各个部门各个地区各个领域的资料信息都要汇集到文字工作者手中，再加工成各种文稿，因此文字工作者更能掌握全面情况，获得综合视角；其二，各种上行文、下行文、平行文，其行文的对象不同，所用的措辞也不同，文字工作者经常要变换角色，跟不同级别的人和机关有效沟通，积攒人脉的同时又能锻炼情商；其三，文件中多有对策、建议，很多具有参谋的功能，不少优秀的文字工作者同时是领导和整个单位的“军师”。因此古今成大事者大多“文采风流”，绝非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