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历史背景和文学成就
历史背景 现代亚非文学是指20世纪10年代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亚非文学。20世纪初，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十月革命的胜利促进了亚非各国人民的觉醒，推动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促使许多国家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取代资产阶级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20—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经济危机，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斗争愈演愈烈，从而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东亚、南亚、北非等许多地区和国家成为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在亚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国与其它亚非国家一道进行了长期艰苦的反法西斯战争。现代亚非的历史既是各国人民反帝反殖反侵略奴役的历史，也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斗争史。现代亚非文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由于现代亚非各国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更加深入，规模更为宏大，现代亚非文学的反帝反封建倾向比近代文学更加鲜明，更为强烈。
（二）伴随着无产阶级登上亚非国家的政治舞台，无产阶级文学成为现代亚非文学的生力军，并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在无产阶级政治力量较强的东亚、东南亚各国，无产阶级文学以其鲜明的政治性和强烈的战斗性占有突出的地位，尤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取得了较高的成就。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进步文学共同构成现代亚非文学的主流。
（三）现代亚非文学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受到欧洲多种文艺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影响。除传统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之外，现代主义也从西方传入并得到一定的发展。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对各国无产阶级文学、民族解放文学及资产阶级进步文学的影响，尤为重大。
文学成就 现代亚非文学在许多方面超过近代文学。但因社会历史、文化传统及地理位置等多种原因，现代各国文学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其中有些发展较快、成就较高，如日本、印度、朝鲜、缅甸、阿拉伯国家等，有时则相对缓慢。值得注意的是，黑非洲国家也程度不同地发展了自己的文学并取得初步成就。
现代朝鲜文学是在长期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中形成、发展的，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学非常繁荣，涌现出崔曙海、赵明熙、李箕永等著名作家。李箕永（1895— ）是朝鲜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人之一，他的早期代表作《故乡》（1933）以朝鲜农村生活为题材，较广泛地反映了20年代朝鲜农民的生活、觉醒和斗争，揭露了封建地主和高利贷者的罪恶。现代缅甸文学具有鲜明的反帝反殖特点，最负盛名的作家是爱国诗人德钦哥部迈。他的创作多以宣扬缅甸的历史文化、激励民族自尊、谴责殖民统治、歌颂民族独立的斗争为主题。以埃及为中心的现代阿拉伯（包括西亚和北非一系列阿拉伯国家）文学，继承民族文学的优良传统，接受欧洲文化的影响，也取得了较大成就，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黎巴嫩、叙利亚作家组成的文学派别——叙美派的创作和埃及现代文学。叙美派的杰出代表、黎巴嫩作家纪伯伦一生写出大量诗歌、散文和小说，代表作《先知》（1923）产生了较大的文学影响。埃及现代文学中影响最大的作家是塔哈·侯赛因，他的自传体小说《日子》是现代阿拉伯文学的典范作品。在伊朗，现代著名作家萨迪克·赫达亚特的两部中篇小说《盲枭》和《哈吉老爷》获得了世界声誉。
日本文学和印度文学在现代亚非文学中占有突出的地位。
现代日本文学以1921年革命文学杂志《播种人》创刊为开端，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为止。这个时期的日本社会经历了复杂、激烈的对抗与分化，一方面天皇专制政府积极推行军国主义，发展垄断资本，对内实行残酷的法西斯统治，对外加紧侵略扩张；另一方面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鼓舞了日本人民，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促进了无产阶级的觉醒。这种社会矛盾、阶级斗争日益激化的形势，构成了现代日本文学的生活基础和时代背景。20世纪20—30年代，随着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和工人运动的高涨，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得到蓬勃发展，革命文艺杂志《播种人》和《文艺战线》先后创刊，革命文艺组织“普罗艺”（1924），“纳普”（1928）等相继成立。“普罗艺”时期的重要作家有叶山嘉树和黑岛传治。叶山嘉树的长篇小说《生活在海上的人们》（1926）描写海员的罢工事件，是第一部反映工人阶级有组织斗争的作品，在无产阶级文学中具有开拓性意义，被誉为早期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纳普”时期，无产阶级文学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都臻于成熟，出现了小林多喜二、德永直（1899—1958）、宫本百合子（1899—1951）、中野重治等一大批无产阶级作家。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1929）和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1929）同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重大收获。长篇小说《没有太阳的街》以印刷工人大罢工为题材，描写了劳资双方的殊死斗争，广泛反映了日本社会尖锐的阶级矛盾，塑造了先进工人的形象，在同时期世界革命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无产阶级文学显示了人民的觉醒，它揭露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罪恶，并以极大的勇气谴责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因其批判锋芒直指法西斯政权，招致反动当局的极端仇恨和血腥镇压。1931年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进入所谓“十年暗谷”的黑暗时期。1933年小林多喜二被捕遇害，许多作家妥协、屈服，甚至背叛革命。但少数革命作家在白色恐怖中仍然坚持斗争，宫木百合子就是在监狱中坚持创作的无产阶级作家之一。
这一时期的资产阶级文学也很活跃。除取代自然主义文学而起的白桦派和新思潮派继续活动之外，以新感觉派为首的文学派别异军突起、兴盛一时。新感觉派是与无产阶级文学相对抗的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属于现代派范畴，代表作家是横光利一和川端康成。这派作家认为艺术家的任务是描写人的内心世界，而非表面现实，主张追求新鲜的感觉和新奇的感受方法，强调主观和直感的作用。新感觉派的文学活动仅维持了两年多，1927年该派杂志《文艺时代》停刊，他们的活动亦告结束。新感觉派分化瓦解后，一批资产阶级作家组成“新兴艺术俱乐部”，鼓吹艺术至上，向无产阶级文学提出挑战，参加者几乎囊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以外的所有知名作家。但这个流派成立不过一年左右即告瓦解。
现代印度文学指从20世纪20年代到1947年印度独立期间的印度文学。它发展壮大于印度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印度文学继承近代文学反帝、反殖、反封建的优良传统，在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大的积极作用。30年代，许多作家放弃甘地的“非暴力主义”，踊跃投身于群众斗争的激流。1936年4月，普列姆昌德主持成立了“全印度进步作家协会，增进了作家的团结，有力地推动了现代印度文学的发展。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步作家建立了反法西斯统一战线。1947年8月，不断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终于迫使英国同意实行印度与巴基斯坦分治，结束其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此后，两国文学分别沿着各自的方向发展、前进，同时都保持着多民族、多语种的文学传统。印地语作家普列姆昌德是现代印度文学的杰出代表。这一时期的著名作家还有乌尔都语诗人伊克巴尔、英语文学作家安纳德等。安纳德的长篇小说《不可接触的人》（1935）通过一个清道夫一天的艰苦劳动和遭受侮辱、被人鄙视的经历，反映了印度贱民阶层的非人生活，揭示了封建种姓制度的危害性，号召人民奋起斗争，铲除这种不合理的制度，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安纳德的创作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在印度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第二节 小林多喜二和《党生活者》
小林多喜二（1903—1933）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杰出代表。他以其不足10年的文学活动奠定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发展的基础。他的创作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占有突出重要的地位。
1903年10月13日，小林多喜二出生于日本秋田县下川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4岁时随父母迁居北海道，投奔居住在小樽市的伯父。靠伯父资助，他在小学毕业后，又读完中等商业学校和高等商业学校。1924年进入北海道开发银行任职员。从少年时代起，他就对文学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先是爱好绘画，后来转而从事文学活动。在高等商业学校读书及在银行任职期间，他受到十月革命的影响，开始接触并认真研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成为工农革命运动的自觉参加者。与此同时，他广泛阅读本国和外国文学优秀作品，积极投身于进步文学运动，曾经创办刊物《光明》，参加左翼文学团体并担任领导职务，还创作了一系列反映工农革命斗争的作品。1929年因发表中篇小说《在外地主》遭到银行解雇。此后，他迁居东京，开始了职业革命家和专业作家的生涯。次年加入日本共产党并担任革命作家组织“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的主要领导职务。在从事革命活动的过程中数度遭到逮捕，在狱中表现了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1932年被迫转入地下活动，1933年2月22日，他在东京街头与同志秘密接头时，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当天便牺牲于特务警察的毒刑拷打之下，年仅29岁。
小林多喜二在其一生中，将饱满的革命激情凝聚于笔端，写下大量优秀作品，10多部中篇小说、50余篇短篇小说，以及许多文学评论，诗歌、散文、书信和日记等。
小林多喜二的文学生涯正值日本国内阶级斗争日趋尖锐激烈之际，他的作品表现出直接面对当时最重大的社会课题，迅速反映阶级斗争发展变化的新形势的思想特征。他的创作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初期（1919—1927）。这是他文学创作的习作时期。此期的主要收获是一批暴露社会黑暗、描写工农群众的悲惨命运、反映他们的自发反抗的短篇小说，如《泷子及其它》（1925）、《小点心铺》（1924），《杀人的狗》（1926）等。
中期（1928—1929）。为其文学的探索与提高时期。此期小林多喜二创作日丰，主要作品有《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1928）、《东俱知安行》（1928）、《蟹工船》（1929）、《在外地主》（1929）等，它们无论思想性还是艺术性都较初期有显著提高，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篇小说《蟹工船》以雄浑的笔力、生动的语言描写了船工们所受的残酷迫害和非人待遇，表现了他们阶级觉悟提高的过程和英勇的反抗斗争，展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光辉前景。同时，作品还揭露了反动派血腥镇压人民群众的罪行和准备发动侵略战争的野心，斗争锋芒直指反动统治的最高代表——天皇。这部作品问世以后，立刻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成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奠基作之一。它与德永直的《没有太阳的街》被并称为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双璧。
后期（1930—1933）。为其文学创作继续提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有《工厂党支部》（1930）、《组织者》（1931）、《安子》（1931）、《转折时期的人们》（1932）、《沼尾村》（1932）、《党生活者》和《地区的人们》（1933）等。
小林多喜二的文学创作具有以下主要思想特征：
（一）深刻触及与剖析了日本社会最本质的矛盾——大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联合专政的天皇制政权对广大工农群众的血腥政治压迫和残酷经济剥削。（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先进分子反抗黑暗现实的坚强意志，描绘了他们英勇斗争的壮丽画卷。（三）满怀信心地讴歌了无产阶级的远大理想，展示了社会主义事业的光辉未来，给人以巨大的鼓舞力量。
在艺术表现方面，小林多喜二善于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作品的主题。他在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进步工农、革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的典型形象，成功地再现了他们强烈的阶级感情、顽强的革命意志和艰苦的斗争生活。他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先进思想和较完美的艺术形式的和谐统一。
小林多喜二的创作不仅标志着日本战前无产阶级文学的最高水平，而且对世界革命文学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作品先后被译成多种文字，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蟹工船》早在刚刚被创作出来的20年代末就译介到了我国，现在他的主要著作都有中文译本。
《党生活者》（又译《为党生活的人》、《地下党员》）是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品，是他一生文学活动的结晶。这部作品写作于1932年，是作家被迫转入地下浩劫后，在敌人搜捕和叛徒告密的“交叉火力的进攻”下挤时间完成的，它原是作家计划写作的一部长篇小说的前篇，于作者牺牲后以《转换时代》为题发表在《中央公论》杂志上，后篇因作者被害而终未完成。
中篇小说《党生活者》取材于小林多喜二本人的地下工作经历以及他所熟悉的藤仓工厂的工人斗争。小说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后的国内外形势为背景，描写了1932年上半年发生在仓田工厂的劳资矛盾与阶级斗争。“九·一八”事变后，这家只有200来人的小厂，为适应战争需要，由原来制造电线转而生产防毒面具、降落伞等军需物品。厂方以“国家处于非常时期”为名，雇用了大批临时工，强行增加劳动强度，压低工资，对工人进行残酷的盘剥。这时，党组织派“我”（佐佐木安治）和须山、伊藤3名党员以临时工的身分打入该厂进行革命活动。他们组成地下党支部，一方面发动群众进行反对侵略战争和维护基本生活权利的斗争，另一方面同右翼团体、黄色工会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地下党领导下，工人们提高了阶级觉悟，认清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反动本质和资本家剥削压榨工人的罪恶，不断进行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有力打击了资本家及其走狗。最后，面对敌人以裁减工员来削弱工人力量的阴谋，地下党决定举行反解雇的罢工斗争。这次罢工虽因敌人抢先解雇了大批临时工而受到挫折，但“我”和同志们决心从失败中汲取教训，重新发动群众投入新的战斗。小说预示了更大规模的革命斗争将要兴起，对未来的革命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
《党生活者》集中概括了上个世纪30年代初期日本尖锐0的社会矛盾和冲突，抨击了法西斯侵略战争的罪恶，讴歌了工人们有组织的反抗斗争，触及到革命运动的重大课题——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作用问题。
《党生活者》较成功地塑造了共产党人“我”，伊藤和须山的艺术形象，其中“我”是作者着意刻画的中心人物。
“我”——佐佐木安治——是30年代英勇战斗的日本共产党人的代表。这一形象最主要的特征是自觉地将自己的全部生活献给党的事业。作为一个地下基层党组织的负责人，“我”在“号称世界第一完备的警察网”的追捕下坚持斗争，这一环境向“我”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完全牺牲了在正常条件下许可存在的个人利益、个人生活和个人感情，把所有一切毫无保留地献给党，做一个完完全全“为党生活的人”。
小说中描写“我”一切从革命出发，克服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种种困难，置个人困苦于不顾，始终不懈、竭尽全力地为党工作的过程。在仓田工厂，“我”编写传单进行宣传鼓动，秘密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斗争。由于叛徒出卖和敌人搜捕，“我”被迫离开工厂转入地下，处境十分险恶，生活非常艰苦，有时只能靠腌茄子度日，但“我”无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以火一样的热情自觉完成党的任务，并随时准备为党的事业牺牲一切。“我”一天工作20小时还不满足，还想“把自己锻炼成为一天工作24小时而不知疲倦的人。”
“我”对敌人刻骨仇恨，对同志无限热爱，有着强烈阶级感情和丰富细腻的内心世界。小说感人至深地描写了“我”和母亲的关系，为了革命的需要，“我”毅然离开慈母，转入地下工作。在与母亲最后别离时，“我”启发她觉醒起来，将仇恨记在敌人的帐上。尽管内心很难过，“我”仍决心用“永不退却的行动来表示对母亲的爱。”这些描写既表现了深厚的骨肉之情，又突出了“我”的坚强意志和以党的利益为重的高尚情操。小说还刻画了“我”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锻炼成长的经历和斗争策略不断提高的过程。
总之，作者选取当时日本社会矛盾最集中、阶级斗争最尖锐的场面来塑造共产党人的形象，在“我”身上以独特的方式体现了极为鲜明的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本质特征。“我”的形象的成功刻画，使这部作品成为“摆脱过去无产阶级小说的框框”的一次出色尝试，取得了突出的文学成就。
《党生活者》不仅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同时也有一些较突出的艺术特点：
首先，作品选用了全新的主题、题材和人物形象。这部小说以表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为主题，以日本当时最突出、最重要的社会矛盾为题材，再现了工人阶级的英勇斗争，塑造了共产党人的光辉形象，是革命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一次成功实践。
其次，作品成功地运用了第一人称的写作方法。小说以“我”为中心展开情节，叙述性描写与抒情性议论结合，从“我”的视角观察分析事物，描绘客观现实与揭示心理活动沟通，使作品生动、形象、感人，极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第三、在结构上，小说以“我”为中心，以主人公的革命活动为线索，以仓田工厂的阶级斗争为背景，点、线、面有机结合，革命事业和个人生活、公开斗争和地下活动紧密联系，使情节的发展既有内在逻辑可循，又有外部形式可见。
当然，《党生活者》在思想、艺术上并非毫无瑕疵。由于小说是在严酷的斗争中匆促写就的，来不及进行必要的修改润饰，所以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例如，作品对“我”与笠原关系的处理显得生硬简单，全书后半段所表现的工厂斗争艺术性较弱等。
第三节 谷崎润一郎和《刺青》
谷崎润一郎 （1886—1965）是日本近现代文坛上著名的小说家。他于1886年7月24日出生于东京一个富商家庭。中学时代便尝试着写过汉诗文并决心要以文立身。16岁时家道中落，只好充当家教，半工半读。1908年考入东京帝大国文系研读古典文学，其间涉猎了诸多西方文学著作，深受波德莱尔、王尔德、爱伦·坡等人的影响。他的文学生涯便是此时作为《新思潮》杂志同人而开创端始的。虽然他在1910年9月份因无力交纳学费而遭勒令退学，但其成名作《刺青》、《麒麟》以及剧作《诞生》和《家》都是辍学以后陆续在1910年的各期《新思潮》上发表的。《刺青》的发表引起了文艺界的震动和社会的关注，同时也为后续作品定下了追求感官快感、强调华丽妖艳的唯美主义基调。此后，他又相继在《三田文学》和《中央公论》等刊物上推出了惊世骇俗之作《狂飘》（1911）和《恶魔》（1912），前者曾被政府以有伤风化为由明令禁止（反倒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而竟相购求），后者更使谷崎润一郎文名大振，被推为所谓“恶魔派”文学的始作俑者。1923年关东地区震灾以后，谷崎润一郎写出了《痴人之爱》（1925）、《春琴抄》（1933）等描写女性崇拜和自我虐待的作品。1927年，他就审美和文艺观等问题与现实主义作家芥川龙之介展开了论争。晚年，他长期定居京都，作品风格也发生了祛除华丽、反璞归真的巨大变化，创作了长篇佳作《细雪》（1942—1948）、中篇小说《少将滋干的母亲》（1949—1950）等纯朴自然之作和《幼年时代》（1955—1956）、《七十九岁的春天》（1965）等自传作品。另外，他还致力于将古典名著《源氏物语》译成现代文体的工作，终于在1938年将译本脱稿完成。
1918年和1926年，谷崎润一郎曾经两度访问中国，并与郭沫若、田汉、欧阳予倩等人交往结识。
谷崎润一郎的创作生活历时40余年，其风格自成流派，享誉长盛不衰，不仅赢得日本文学界的多项殊荣，而且两度提名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角逐。1965年7月30日，谷崎润一郎以79岁高龄因病辞世。
《刺青》又译为《纹身》，是谷崎润一郎的成名作，写于1909年，发表在1910年11月号的《新思潮》杂志上，翌年出版单行本。《刺青》的问世，对当时自然主义文学一派独尊的文坛现实给以了有力冲击，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轰动，以此作为起点，谷崎润一郎文名日盛，渐次成为标举艺术至上文学主张、开创一代唯美主义文风的艺术巨匠。
《刺青》情节极其简单，记叙的内容只是一个变态追求艺术美的刺青师在娇艳美女背上纹饰巨型蜘蛛图案并藉此使其顿悟自身潜质的怪诞故事，是一部追求感官刺激、强调华丽美感和崇尚女性魅力的作品。其主要情节如下：
在江户时代，尊崇肉体美成了一种时尚，许多人都爱用鲜明的线条和艳丽的色彩纹饰身体，都市里还不时举行刺青展览呢。身怀绝技的刺青师清吉改行前是位画家，由他镌刻的刺青不仅图案精美，更以能够溢射出妖艳的色情质感而名满京华，跟别的刺青师相比，清吉确有一手绝活。清吉最爱在妙龄女郎的柔嫩肌肤上进行昧红色的纹身，原因是这种颜色最为艳丽，同时也能使人感受到最大的痛苦。每当看着针刺处渗淌出鲜血，听着美女们发出的哀号和呻吟，清吉总有种不自已的快感和官能上的满足，别人越痛苦，他就越舒服。
许多年来，清吉一直抱有这样的夙愿——在一个绝色美女那光洁无瑕的胴体上刺青以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他满怀渴望寻觅了3年，却始终没找到合适的对象。时光流逝着，可他的饥渴感却没有丝毫消减，反倒愈加成为铭骨椎心的生理欲求。
一个夏日的傍晚，正在散步的清吉突然被过街小轿踏板上露出的一双女足所吸引。这绝对完美的秀足——脚趾柔挺，趾甲光洁，脚踭圆腴肌肤皓白——这是造物主专门设计出来骚扰男人心魄、践踏男性灵魂的美女玉足。凭藉直感，清吉认定轿中之人便是自己多年梦寐却无可求觅的绝代佳人。为能一睹芳容，清吉紧紧地尾随着那乘小轿。无奈，在一个街区拐角处清吉竟跟丢了轿子的踪迹。
翌年，清吉接待了一位清晨来访的顾客。从这位即将投入艺妓生涯的姑娘那赤裸的双脚上，清吉认出了自己多年要找却得而复失的人。长期的企盼一朝实现，清吉的冲动不难想见。他一边将不知所措的姑娘拉进房中，一边慌不迭地表白道：“我已等了你 5年啦！虽然现在才第一次见到你的面，但我早已从你的脚认识你了。”随后，清吉拿出两幅画卷让姑娘看，其中一卷题名为《受害者》，画的是一个美女倚靠在樱树干上，两眼斜睨着倒卧在其脚下的一具具男人尸骸，脸上挂着娇嗔的微笑和满足的神情。奇异的是，画中美女的容颜与情态竟与眼前这位姑娘如影随形。清吉手指画幅说：“这幅画象征着你的未来，那些倒在地上的男人，就是将要为你丧生的人。”姑娘惊惧地哀告着放她回家，可清吉却专横地声称定要使对方成为绝世佳人。说着，清吉亮出一只装麻药的小瓶。一股不可名状的冲动驱使他脱下姑娘的衣衫，急不可耐地在她光洁如玉的脊背上勾摹描画起来。继之，又操起纹身针，沿着绘图的线条扎挑刺画，一针针地将自己的欲望和恋情注入了姑娘的肌肤，每滴硃砂都凝入了一滴心血，清吉的灵魂与姑娘的肉体融化为一体。全神贯注地针刺、涂色，全然不知疲劳，也忘记了时间，慢慢地，清吉将一只硕大蜘蛛的轮廓，显现在沉睡姑娘的背上。次日破晓时分，这魔鬼般的多足动物已经张开它那毛茸茸的八只脚爪紧紧搂住了姑娘的酥胸。清吉满意地注视着纹刺在姑娘背上的巨型蜘蛛，不知何故，夙愿实现之后反倒袭来一阵莫名的虚空。他向着毫无知觉的姑娘喃喃说道：“为了给你以美，我已经将整个心灵贯注进这刺青里了。从今以后，在日本再没有一个女人是你的对手啦！所有男人，所有人都会成为你的牺牲品……”
唇边透出一声呻吟，姑娘苏醒了。当她喘着气蠕动时，蜘蛛也活了。“你一定很痛苦吧，那只蜘蛛把你搂得好紧啊！”清吉正说着，突然发现姑娘那双本来毫无生气的眼睛须臾间闪射出两道晶莹的亮光。“大师，如果你真的把心魂都交给了我，那我准定已变得很美啦！”声音像是梦呓，但却充满了自信，“为了美我能忍受任何事情。”说完，姑娘随清吉走进了浴室。入浴定色疼得她死去活来。看着姑娘通体大汗，瘫倒在地爬不起来，清吉陶醉于施虐的快感，只觉得心荡神驰。
出浴之后，姑娘脸上一扫苦楚和羞怯，变成了一位冷面美人。她告诉清吉：“大师，我的心现在什么也不怕了，而你……将是我的第一个牺牲品。”俨然副惯晓风月的荡妇派头。姑娘身上发生的变化使得清吉欣喜若狂。为了观赏那倾尽自己毕生心力之作，清吉向女子请求说：“让我看看你的刺青吧，把你的纹身露出来让我看看。”姑娘一句话也没说，低下头默默地脱下衣衫。晨曦映射之下，那只紧紧贴伏在姑娘脂玉般洁白的脊背上的硕大无朋的紫色蜘蛛，在清吉眼前抖动起来，像是一团燃烧着的火。
古往今来，日本国情向以男性中心为特点，日本的社会道德和家庭伦理观念也从来是男重女轻的，女性根本无所谓社会地位可言，除了作为男人的性欲对象和传宗接代工具以外，“内子”们存在的价值似乎只体现在料理家务和跪迎躬送丈夫进出方面。即使在以自由民权相标榜的明治维新之后，男女平等也只存在于口头纸面，男性至上观念依然故旧，就连那些大力倡导爱情自由的浪漫派文人们，也不能在作品中摆脱以男性为中心的既定道德标准和无视妇女尊严的历史遗风。然而，谷崎润一郎却违反传统观念而行之，以矫枉过正之举悖逆历来主导日本社会的男性中心主义，在《刺青》中以女性崇拜作为基调，赋女性以足够的尊严，将自由奔放的女性性格当作顶礼膜拜的对象，这种同传统礼教大唱反调的作法无异具有反抗封建旧道德的社会意义。
小说《刺青》，人物只有两个——纹身师清吉和即将成为艺妓的无名少女。如果说清吉其人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作者本人变态性情的人格具象，那么那位娇艳的美女则是谷崎润一郎审美追求的理想化身。作品中，原本素璞未凿的女主角通过纹身，其女性潜质得到了觉醒，从而获得了支配清吉的力量。也就是说，女性比男人强大，对男人具有无比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她的美貌可以唤起异性的生命活力，以上观念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谷崎润一郎对其母亲的依恋感。早在孩提时期，谷崎润一郎便以一种类似于宗教式的感情，像崇拜圣母玛丽娅那样慕恋着自己的母亲——美丽的阕，“我直到6岁都吮吸她的奶”，在《幼儿时代》（1957）一书中，作者写道，“她有一张美丽的面孔，每看她一眼都会使我激动不已。”母亲的早逝并没有减弱其对作者的影响，反而更强化了这般作用，在1959年写出的一篇深沉回忆慈母的挽歌式的作品《梦的浮桥》里，作者仍不时想起“那甜蜜朦胧的白色梦境，那飘着头发和奶水的混合香气，贴在我的脸上”的母亲的乳房，无法理解“为什么失去了它”，对母亲的强烈渴望下意识地转换为对女性的崇拜和对女性世界的向往。请看《刺青》中的这段文字；
“突然一只白得令人目炫的女性的脚吸引了他的注意，它已消失在一顶轿子的帘子后面，一只脚竟然能像面孔一般传达出各种各样的表情，而这只雪白的脚对于清吉来说，简直是稀世奇珍。那些形状完美的脚趾，那些闪耀光泽的趾甲，浑圆的脚踭，那皮肤光洁得就像曾被无数心涧清泉洗涤多年。”
简直就是对《梦的浮桥》中忆及的母亲那“皮肤是如此可爱，如此白嫩、优美”的“一对汤团一般的丰满的小脚”所作的注脚。
《刺青》的艺术图像，飘忽在现实与非现实、幻想与非幻想之间，叙写的情境和事物均被置于含混迷离的氛围之中，处于若即若离式的临界状态之下。正是这样的技巧内涵，使小说可以发掘出多重意旨，亦可引发读者形形色色的自由联想，为其提供广阔的参与空间。作品中关于纯洁女性经过缕纹刺青而发生性格变化的描写，便是既可以理解为艺术创作解放了其性格潜质，又可以阐释为肉体刺激伴生的受虐狂心态造成了她的精神变异。同理，清吉使用安眠药让姑娘睡去的情节，除了表层字面意义之外，尚能透过显性内容在其深层隐性蕴涵中发现其还具有行成年礼的仪式功能——圣洁之死与恶魔再生。清吉路遇该女子后苦苦追觅而终于失去了踪迹，标志着其女仍然以纯洁少女的身分生活在成年人社会之外。而当清吉在画室中用麻醉药使姑娘睡去，然后将自己的灵魂饱蘸着昧砂汁液刺入姑娘纯洁的肌肤，蜘蛛图案完成后，姑娘“唇边透出一声呻吟，她的四肢动弹了一下”，“她微微睁开双眼，最初她目光空虚，毫无神气，跟着瞳子开始闪闪发光”，甚至可以同月色比美。药物麻醉使女主人公经历了暂时的死亡——此一过程使其摆脱了少女期的诸般禁忌，也割裂了对家庭权威在生活、情感方面的双重依附，这是其再生的首要前提——对于她那已经破产的旧时家庭来说，作为小家碧玉的她永远不复存在了，从清吉画室中走出去的将是花街酒肆中未来的走红艺妓。这个姑娘成年阶段的人生历程从此开始，谷崎润一郎笔下关于姑娘刺青时睡而复苏的描写，给小说提供了以人物生命周期和命运轨迹为基础的叙述结构。
《刺青》笔墨生动，技巧娴熟，色彩绚烂，情趣怪异，不仅淋漓尽致地昭示了女性崇拜心态，更为读者描绘了一帧纯情唯美、艺术至上的瑰丽画幅，尤其是小说力透出的无视传统道德观念，破除男性中心恶习，反对封建社会礼教的叛逆思想，无论在作品创作的当时，还是数十年后的今天，都有着积极的进步意义。
日本著名浪漫主义作家永井荷风曾对这部以热烈憧憬官能快感为特点的小说表现出极大的赞赏，认为该作品体现了谷崎润一郎“别具一格的素质和技能”。
